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壮大红军武装力量一直是重要的革命任务之一。据统计，从1928年至1935年间，中央苏区扩大红军约35万人，为中国革命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扩红运动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其中一条便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革命失败以后，险恶的环境和复杂的局面使共产党人逐渐懂得了“枪杆子”的重要性，在反“围剿”中消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但也造成了自己不小的损失，这是中央苏区扩红运动的根本原因。1928年1月，中共江西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关于赣西南目前工作决议案》中指出：“为巩固已有的革命胜利及向外发展计划，应立即招练工农革命军常备军。”当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转战赣西南时，先后发布《告绿林弟兄书》《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告全国士兵弟兄书》等，宣传发动绿林武装、商人及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军官兵加入红军。中央苏区扩红工作按照招募红军的方式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8年至1931年底。这一时期主要是建立机构和扩大地方革命武装，再将地方革命武装升编加入主力红军这种形式。其目的是满足反“围剿”战争对兵员补充的需求，因此完善高效的组织机构对于兵役动员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1930年7月25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党的军事机关组织与系统问题》，明确规定建立各级武装动员机构。1931年，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组建了总动员武装部，专门负责中央苏区的扩红动员工作。红军总政治部也相应地成立动员部，负责红军的兵员动员工作。在上述动员领导机构建立的同时，各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也先后普遍建立扩红工作机构。第二阶段是1932年初至1933年2月。1932年2月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编制调整，动员科改为动员局。从这时候开始，中央苏区扩大红军工作作为一个运动拉开序幕。为此，苏区中央局提出了“第一次扩大红军”的计划与措施是1932年1月至3月，江西全省扩红11833人。同年，苏区中央局通过《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第一次提出“红五月”的概念，更规定整个红五月为“扩红突击月”，苏区各级党部要以发动和领导工农群众加入到红军中去为红五月运动中第一位工作。随后，又将七、八、九3个月定为扩红冲锋季，江西计划扩红1.23万人。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作为全国战争动员的领导机构，扩红工作变为志愿兵役制，有计划地动员青壮年自愿加入红军。第三阶段是1933年春至1934年10月。193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局作出《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决议首次提出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的设想，并号召“所有工农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加入赤卫军少先队”，实行了苏区由志愿兵役制向义务兵制的过渡，参加红军成为每个苏区男性青壮年义不容辞的职责。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党中央不断强调扩红运动的必要性与紧迫性。4月5日，《斗争》发表了文章《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而斗争》，整个苏区掀起前所未有的扩红热潮。兴国县模范师全师5161人率先加入红军，编为红三军团第六师。随后瑞金模范师4200人、胜利模范师2895人、博生县1700余人组成的模范师“博生团”、石城800余人组成的模范师“石城团”和于都模范师1900余人、赣县模范师1860人，均先后整师、整团加入红军。仅1933年“红五月”一个月内，江西苏区全省就扩大红军约2.5万人，大大突破扩红1万人的计划。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开展“扩红突击”运动，通过这一运动，红军得到有力的补充和发展。其中，红一方面军加上地方武装在内约有10万人，民兵20万人。1934年9月30日第73期《斗争》头版发表题为《瑞金党的道路，是全国苏区党的道路》的报道：“新的扩红动员，在瑞金已经实现了‘一个月计划九天完成’的空前记录。……我们应当指出，瑞金的伟大胜利，不仅由于瑞金党执行了正确的一般的扩红路线，而且最基本的原因之一，实是由于瑞金的党，坚决执行了中央的‘使赤少队成为红军后备军’的指示，因此才会有今天的特（突）出的成绩。”中央苏区扩红运动的方式方法1931年12月25日，苏区中央局在瑞金作出《扩大红军问题决议案》，称必须扩大中国革命的主要柱石——工农红军，因此扩大红军的工作成为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要完成扩红任务，不能再像以往光靠红军自身去做，而要使之成为地方党部和一切群众团体的经常工作，充分激发广大翻身农民参加红军的革命热情。扩红动员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的核心是如何了解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实现群众运动“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路径的转变。1932年9月2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中要求各级政府“去发动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对于参加战争的积极性自愿踊跃的去当红军”。至于发动群众的方法，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通告军字第二号——扩大红军的具体办法》中指出，一要“组织宣传队——挑选观念正确而比较会讲话的人来充当宣传员，分发到各村各户去宣传”；二要“举行化装讲演”，“表演各种关于扩大红军及其他革命行动的戏剧”；三要“举行扩大红军宣传周——在宣传周内多开群众大会多发传单贴标语”。在扩红动员过程中，首先要知道如何接近群众。毛泽东对此很有心得，他曾经对时任于都县扩红突击队队长的刘英说：“你嘴巴子很伶俐，能说会道”“讲话的对象不同了，可要注意通俗化啊。你宣传的对象是农民，长篇大论不灵，学生腔也要不得”“要像江西老表学说话呐！”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入乡村，打通了接近群众的情感路径；通过群众组织，构建了党政军民一体化的社会网络。扩红宣传的多样化。深入乡村，只是打开农民心扉的一块敲门砖，如何让民众抛弃对革命的疑虑，放下“锄头”，拿起“枪械”，破解之道便是使群众运动起来。党在扩红运动中首先创办各种报纸杂志，《红色中华》《斗争》《苏区工人》《红星》等红色报刊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扩红。其次广泛宣传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正义性和革命性。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明确宣称：“他是中国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政权，他是代替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统治，并且继续号召与组织全中国劳苦民众起来推翻这一统治的政权。”一个叫邹兴福的老人在回忆做群众思想工作的内容时说，宣传时大体说这些话：“好日子是共产党、工农红军给我们的，当红军就是为了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天下贫雇农是一家，参加红军就是为了去解救更多的贫雇农；当红军为革命而死是值得的，是光荣的。”三是宣传场合的选择不拘一格。在扩红运动中，各种聚会成了宣传的主阵地，为了使群众能够了解，需要运用他们能够接受的宣传形式，因此，民歌队、新剧团等应运而生。“那时到处都是标语，到处都唱山歌，宣传动员当红军，当地青年决心很大，要去当红军打倒反动派、保卫苏维埃。”扩红工作的组织化。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组织处于一种松散的状态，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苏区社会建立了以革命积极分子为主体的各种群众组织，他们成为党在群众中的代言人。1932年9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中规定：“扩大红军的工作应当以选民大会、工会、贫农团、反帝、互济、拥苏等群众团体来发动群众去当红军。”在苏区的扩红宣传动员工作中，各类群众团体尤其是妇女组织、少先队、儿童团等组织发挥了突出作用。当妇女和孩子都被动员起来加入扩红宣传之时，“运动群众”便顺理成章地转化为“群众运动”。（摘编自《湘潮》2023年第2期田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