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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似到形合——明清肖像画的嬗变与演进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刘九洲 发布时间:2020-07-30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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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从神似到形合

(清)女词人李清照像

(明)明太祖朱元璋异形像

(明)明太祖朱元璋正形像

(清)康熙帝玄烨像

(明)元太祖成吉思汗像

沉寂一段时日后,首都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再次集中推出一批线下新展。这不,国家博物馆的“妙合神形——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肖像画展”打起了头阵。展览由明清时期的各种人物肖像构成。在笔者印象里,中国古代肖像画从来没有这般大规模、多流派汇总展出过。从艺术史上看,明清肖像画的源流,一直不是很清晰,借此一探各种画派的源流关系,倒也颇为有趣。

唐以前人物画劫难重重

明清时期的肖像画,在艺术史上地位不高,这是艺术史家纵观艺术史长河之后的评判,但是艺术史家这样说也有点虚,毕竟北宋之后,就没有几个人看到过唐代人物画全盛时期的样子。

唐代绘画自然以道释画为第一,画圣吴道子的绘画水准极高,虽然我们看不到真迹,但是可以通过唐宋时期见过吴道子真迹的人,如张彦远、郭若虚、赵佶、苏轼等人画作,间接得知其水准与特征。

唐代晚期,会昌灭佛,导致唐代之前艺术品遭遇空前劫难,即便吴道子这样的大画家的约八成画作,也毁于一旦。剩下部分画在绢上的真迹,到南宋时期基本就见不到了。人物画的光辉灿烂,只存在于唐宋文献中,让后人仰望。

不过,南宋又催生了一批优秀的民间画师,他们以道释题材创作的绘画中,如散藏于美国、日本的《五百罗汉图》,便保存了一些唐代绘画的技巧,但是这些技巧与方法,在元明清人物绘画以及壁画中,已然完全看不到了。因此,明清时期的肖像画,认真说来,是完全失去唐代优秀传统的情况下,借助宋代人物画再起炉灶发展起来的,这就导致明清肖像画的艺术底蕴不厚实。

依据其特点,大致可归为三类:第一类延续宋代风格的正宗画派及其变化;第二类是雍正时期,发轫于宫廷,符合雍正审美人物画;第三类则是明清时期的“人物标准像”。

源自宋代的人物画弱化写实

依据宋代白描与设色人物画,延续发展出来的作者,在艺术水平上不能与宋人相提并论,白描技巧所依赖的“写实能力”基本丧失,因此,导致大画家笔下的人物,也是生气不足,历来艺术史评述甚多。但是其中也有新风,晚明画家曾鲸,开始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绘画发生了变化,算是有了新风气。虽然材料与工具是中国的,但是理念确实受到西方影响,清代禹之鼎,也是遵循了这样的道路。

今年5月开始,苏州博物馆举办了“江南佳丽”清代仕女画展,仕女画在发展过程中,表现领域不断拓宽,从仙女到平民女子,画家费丹旭、改琦,是其中代表人物,但是此派绘画因袭了白描的外表,依然丧失了写实能力,同时又不知道唐代设色人物画的思想与方法,导致大画家与一般画家之间,看起来差别不大。一些以往不太受到关注的画家,也有极其动人的作品传世,如徐玫、顾洛。

雍正帝主导的人物画革新

还有一类人物画是源于雍正宫廷的、与真人等大的“美人画”。尤其是在故宫博物院公布了《十二美人图》后,导致学术界群起研究,使之迅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是一个以往没有人注意到的类别,西方博物馆随即关注了散落于西方的一些无款“美人画”,中国美术史知名学者高居翰生前一直关注这个课题。2006年前后,笔者在与他的通信中询问其近况,他回复在研究“清代美人画”。

文献记载,雍正皇帝在宫廷之内,不仅对家具、瓷器进行了改造,对绘画也进行了全面干预,也就是完全按照他的“科学主义审美”来绘画,而不是依据传统。2013年秋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物馆举办了“红妆丽影”展,收集了大约50件类似绘画集成展览,其中代表画家是张震、张为邦父子两人。画展中出现一对巨型《美人屏风》,与《十二美人图》一样,是与真人等大的巨型作品,而且对器物的描绘极其详尽,差别仅仅在于《美人屏风》谨守中国画的设色方法,《十二美人图》大量采用了西方的设色方法。这一系列作品正是雍正宫廷审美下的产物,这一次国家博物馆的“妙合神形”展中,也有这样的作品。这些新发现的汇集,刷新了人们对这一阶段绘画史的认知。

文人士大夫加速画像“相机”化

宋代皇帝就有巨大的全身肖像画传世,与当时画风并不一致。元代皇室的画像,此次“妙合神形”展亦有展示,这些皇室画像,事实上遵循了宣和“写真”的概念,就是画像与真人等大,这个特点与台北收藏的元代皇室画像特点是一致的。到了明代晚期,这个风气蔓延到了民间,开始出现了一般文人士大夫也要画与真人等大的“肖像画”,从某种程度看,催生了人物画像与后世相机相似的记录功能。

明代晚期的画像,往往是主要人物坐在剔犀交椅上,旁边安置一个花几,上有花觚。到了清代,这般风雅也逐步消失,画像仅仅完成了照相机如实记录的功能,艺术水平不高。史料记载,民国早期,故宫曾经在北门抛售过此类绘画,美国弗瑞尔美术馆因此获得了多达92件源自宫廷的人物肖像画。笔者有幸近距离观察过,画中人物面貌比较程式化,似乎是依据某种固定模式,略加变化而成,缺乏艺术水准。但是由于源自宫廷,所以细节不厌其烦,绘画材料非常昂贵,算得上是“绘画奢侈品”。据传,弗瑞尔美术馆收藏的这批绘画,是故宫之外最多的一批。类似绘画在此次“妙合神形”亦有展出,这类画作体现了照相机发明之前的记录功能。

“妙合神形”展涵盖了上述三类肖像画,它们都是在唐代人物画传统基本断裂的情况下,反复重起炉灶,形成的风格迥异作品。我们不能说这些作品是一脉相承的,相反,看到其断裂,描述其不断发生的新元素,才是相对客观的观察。

至于说这个展览中,没有到场的展品是什么?很显然,是唐人道释画、人物画传统的缺席。这个缺席对人物绘画史的冲击,犹如书法展览中,完全看不到王羲之流派的出现。强调这种缺席,反而使得展览本身的特点变得明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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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似到形合——明清肖像画的嬗变与演进
来源:北京日报 2020-07-30 10:20:43
      原标题:从神似到形合(清)女词人李清照像(明)明太祖朱元璋异形像(明)明太祖朱元璋正形像(清)康熙帝玄烨像(明)元太祖成吉思汗像沉寂一段时日后,首都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再次集中推出一批线下新展。这不,国家博物馆的“妙合神形——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肖像画展”打起了头阵。展览由明清时期的各种人物肖像构成。在笔者印象里,中国古代肖像画从来没有这般大规模、多流派汇总展出过。从艺术史上看,明清肖像画的源流,一直不是很清晰,借此一探各种画派的源流关系,倒也颇为有趣。唐以前人物画劫难重重明清时期的肖像画,在艺术史上地位不高,这是艺术史家纵观艺术史长河之后的评判,但是艺术史家这样说也有点虚,毕竟北宋之后,就没有几个人看到过唐代人物画全盛时期的样子。唐代绘画自然以道释画为第一,画圣吴道子的绘画水准极高,虽然我们看不到真迹,但是可以通过唐宋时期见过吴道子真迹的人,如张彦远、郭若虚、赵佶、苏轼等人画作,间接得知其水准与特征。唐代晚期,会昌灭佛,导致唐代之前艺术品遭遇空前劫难,即便吴道子这样的大画家的约八成画作,也毁于一旦。剩下部分画在绢上的真迹,到南宋时期基本就见不到了。人物画的光辉灿烂,只存在于唐宋文献中,让后人仰望。不过,南宋又催生了一批优秀的民间画师,他们以道释题材创作的绘画中,如散藏于美国、日本的《五百罗汉图》,便保存了一些唐代绘画的技巧,但是这些技巧与方法,在元明清人物绘画以及壁画中,已然完全看不到了。因此,明清时期的肖像画,认真说来,是完全失去唐代优秀传统的情况下,借助宋代人物画再起炉灶发展起来的,这就导致明清肖像画的艺术底蕴不厚实。依据其特点,大致可归为三类:第一类延续宋代风格的正宗画派及其变化;第二类是雍正时期,发轫于宫廷,符合雍正审美人物画;第三类则是明清时期的“人物标准像”。源自宋代的人物画弱化写实依据宋代白描与设色人物画,延续发展出来的作者,在艺术水平上不能与宋人相提并论,白描技巧所依赖的“写实能力”基本丧失,因此,导致大画家笔下的人物,也是生气不足,历来艺术史评述甚多。但是其中也有新风,晚明画家曾鲸,开始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绘画发生了变化,算是有了新风气。虽然材料与工具是中国的,但是理念确实受到西方影响,清代禹之鼎,也是遵循了这样的道路。今年5月开始,苏州博物馆举办了“江南佳丽”清代仕女画展,仕女画在发展过程中,表现领域不断拓宽,从仙女到平民女子,画家费丹旭、改琦,是其中代表人物,但是此派绘画因袭了白描的外表,依然丧失了写实能力,同时又不知道唐代设色人物画的思想与方法,导致大画家与一般画家之间,看起来差别不大。一些以往不太受到关注的画家,也有极其动人的作品传世,如徐玫、顾洛。雍正帝主导的人物画革新还有一类人物画是源于雍正宫廷的、与真人等大的“美人画”。尤其是在故宫博物院公布了《十二美人图》后,导致学术界群起研究,使之迅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是一个以往没有人注意到的类别,西方博物馆随即关注了散落于西方的一些无款“美人画”,中国美术史知名学者高居翰生前一直关注这个课题。2006年前后,笔者在与他的通信中询问其近况,他回复在研究“清代美人画”。文献记载,雍正皇帝在宫廷之内,不仅对家具、瓷器进行了改造,对绘画也进行了全面干预,也就是完全按照他的“科学主义审美”来绘画,而不是依据传统。2013年秋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物馆举办了“红妆丽影”展,收集了大约50件类似绘画集成展览,其中代表画家是张震、张为邦父子两人。画展中出现一对巨型《美人屏风》,与《十二美人图》一样,是与真人等大的巨型作品,而且对器物的描绘极其详尽,差别仅仅在于《美人屏风》谨守中国画的设色方法,《十二美人图》大量采用了西方的设色方法。这一系列作品正是雍正宫廷审美下的产物,这一次国家博物馆的“妙合神形”展中,也有这样的作品。这些新发现的汇集,刷新了人们对这一阶段绘画史的认知。文人士大夫加速画像“相机”化宋代皇帝就有巨大的全身肖像画传世,与当时画风并不一致。元代皇室的画像,此次“妙合神形”展亦有展示,这些皇室画像,事实上遵循了宣和“写真”的概念,就是画像与真人等大,这个特点与台北收藏的元代皇室画像特点是一致的。到了明代晚期,这个风气蔓延到了民间,开始出现了一般文人士大夫也要画与真人等大的“肖像画”,从某种程度看,催生了人物画像与后世相机相似的记录功能。明代晚期的画像,往往是主要人物坐在剔犀交椅上,旁边安置一个花几,上有花觚。到了清代,这般风雅也逐步消失,画像仅仅完成了照相机如实记录的功能,艺术水平不高。史料记载,民国早期,故宫曾经在北门抛售过此类绘画,美国弗瑞尔美术馆因此获得了多达92件源自宫廷的人物肖像画。笔者有幸近距离观察过,画中人物面貌比较程式化,似乎是依据某种固定模式,略加变化而成,缺乏艺术水准。但是由于源自宫廷,所以细节不厌其烦,绘画材料非常昂贵,算得上是“绘画奢侈品”。据传,弗瑞尔美术馆收藏的这批绘画,是故宫之外最多的一批。类似绘画在此次“妙合神形”亦有展出,这类画作体现了照相机发明之前的记录功能。“妙合神形”展涵盖了上述三类肖像画,它们都是在唐代人物画传统基本断裂的情况下,反复重起炉灶,形成的风格迥异作品。我们不能说这些作品是一脉相承的,相反,看到其断裂,描述其不断发生的新元素,才是相对客观的观察。至于说这个展览中,没有到场的展品是什么?很显然,是唐人道释画、人物画传统的缺席。这个缺席对人物绘画史的冲击,犹如书法展览中,完全看不到王羲之流派的出现。强调这种缺席,反而使得展览本身的特点变得明晰起来。